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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領證就不算?生前照顧頗多,可分得遺產嗎?

Date: 202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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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徐巧月,上海普世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注 | 本文基于筆者代理的一起女性依法分得同居男友部分遺產的案例撰寫,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情節略有改動。


案情簡介


陳梅(女)和羅奚(男)都是離異單身,2012年開始談戀愛,但一直沒有領取結婚證。羅奚因患慢性疾癥,身體一直不好,在2013年至2017年期間,多次住院治療,幾次住院病案資料有陳梅為羅奚 “妻子”的記載。2017年4月,羅奚因病在醫院去世,羅奚生前無子女,母親十幾年前已去世,父親健在但長年在敬老院,需要看護護理。羅奚去世后,陳梅將保管在自己處的羅奚的9張銀行卡移交給羅奚家屬(羅奚姐姐羅芳,哥哥羅崗),交接單據載明了銀行卡卡號及余額。


2017年7月,羅奚父親羅六起訴到閔行區法院,要求陳梅歸還羅奚生前被取走的銀行存款20余萬元,陳梅于2017年9月收到訴狀副本。陳梅自述與羅奚為同居戀人關系,生前一直照顧羅奚,在羅奚最后一次住院期間,羅奚交代自己保管好家里財物,并要求其取走20萬元,余下財物死后交給哥哥羅崗。于是陳梅持羅奚的銀行卡,向自己的銀行卡轉賬20萬元。另有2萬余元取現后用于羅奚生前花銷及死后喪葬等費用。


案件審理中,法院對原告羅六進行了民事行為能力鑒定,經鑒定認定其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后經合法指定羅芳為法定代理人。筆者作為陳梅的代理人,走訪了羅奚生前的工作單位,向其同事及處理后事的人員了解羅奚生前與陳梅的關系。同時,向法院申請調查令,調取了羅奚生前多次住院病案記錄。經庭審質證和問詢,閔行法院最后認定陳梅與羅奚生前關系密切,以繼承人之外對被繼承人照顧頗多為由,判決陳梅可分得羅奚部分遺產。


主要做法


在這個案件中,筆者作為被告陳梅的代理人,對于收集能夠證明其與羅奚生前的“同居關系”、“照顧頗多“的證據,深感難度系數略高?;诋斒氯说男湃魏团浜?,我主要做了以下事項來維護她的合法權益:


一、申請對原告羅六進行民事行為能力鑒定,以確認本案的訴訟是否為其本人意思表示。


因為羅六年事已高,而且近年有中風病史,長期居住在敬老院,需要人照顧,開庭時本人無法到場,由其女兒羅芳及代理律師到場。所以,我們對羅六的行為能力產生了懷疑,在第一次庭審中提醒法庭查明,也是為了確保庭審和判決能夠有效。此后,經司法鑒定,確認羅六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并經居委會指定羅芳為法定代理人。


二、實地走訪羅奚生前的單位,向其同事和相關人員了解情況。


根據當事人的陳述,他們在羅奚生前共同居住的小區屬于單位集體宿舍,沒有居委會可以開證明。在實地走訪死者生前單位、接觸其同事的過程中,我也感受到幾乎沒有采集到書面證據的可能性。盡管大家在交談過程中都是認可羅奚生前與陳梅關系密切,像夫妻一樣進進出出,羅奚死后在單位辦理的治喪儀式也是陳梅申請操辦,死后房屋退租等手續都是陳梅代辦的,但是對于出庭作證或者提供相應證據,都沒有人愿意,保管相關檔案材料的單位也不愿主動配合提供。


三、向法院申請調查令,調取羅奚生前幾次住院病案資料,資料顯示羅奚將陳梅填入“妻子”一欄。


這一組證據在整個案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盡管原告代理人一直否認陳梅與羅奚的關系,羅奚的姐姐羅芳也不承認與陳梅相識,甚至說陳梅溜進重癥監護室偷走了羅奚隨身的手包和現金,但是對于幾年來羅奚住院均將陳梅記載為“妻子”的事實,原告即使狡辯也難以否認。盡管這一證據不能直接證明陳梅與羅奚之間的準確關系,但也能比較大程度地反應陳梅與羅奚生前關系密切,她在羅奚住院期間,承擔了聯系人和陪護人的責任。


四、在庭審中,關于陳梅與家屬之間的往來、銀行卡等財物的交接等,對原告進行提問質詢。


庭審中,羅芳首先否認自己認識陳梅,也否認羅奚與陳梅來往密切,但是在細節處又暴露自己手機存有陳梅的號碼,在羅奚最后一次住院期間都有聯系陳梅,同時無法解釋一個陌生人保管羅奚銀行卡的合理原因。所以在庭審中,我通過羅芳陳述相互矛盾及證據指向疑點對羅芳進行提問質詢,用以佐證陳梅與羅奚生前關系密切,家屬也是明知的。


律師提醒


這個案件的一審判決,經辦人充分考量了雙方庭審的陳述和提交的證據,運用正常的生活邏輯,最終判決陳梅可以分得死者部分遺產,是一次相對成功的婦女維權案例。


實際上,如果這個案件是陳梅作為原告主動提出要求分割遺產的話,在實踐中被駁回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今,有很多人會選擇不領取結婚證而同居相伴,但是,當同居關系不歡而散后同居財產的分割,或者同居過程中一方去世后遺產的分割,都很難處理。同居關系的證據難以收集,死者家屬也常不能認可。如果在同居期間能夠對財產作出協議,或者雙方有遺囑意識,將更有利于避免糾紛的產生或者后期糾紛的解決。


當然,這個案例中,原告代理人提出了保護老年人的說法,我在代理過程中也考慮過這個問題,因為本案的原告,也就是死者的父親,幾次中風,長期臥床,確實需要獲得良好的治療和陪護。然而,死者的遺產加上死后獲得的其他補償數額并不少(本案涉及的遺產數額大約僅為所有財產的三分之一),原告還有另外兩個子女,可以贍養老人。所以說,老人的合法權益,不會因為陳梅分得很小一部分遺產而受到損害。我們在弱勢群體權益保護的過程中,也需要平衡各方合法權益,并非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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